/评论

树立科学精神是铲除邪教的思想基石
作者:若水   来源:薄荷茶社   日期:2018-05-04
打印

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邪教组织召集了近2万名大法弟子围攻中央办公厅所在地新华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法轮功围攻中南海事件”。在此之前,从1998年6月初,山东《齐鲁晚报》被“法轮功”组织围攻;再到1999年4月,天津师大教育学院和天津电视台被围攻。“法轮功”组织已在全国十几个省市制造了三百余起“围攻事件”,其中的党政机关、报社媒体等部门成为“法轮功”刻意围攻的地方。这些行为都严重地破坏了法律的实施和社会正常秩序。

1999年7月22日,中国政府依法取缔邪教“法轮功”。这之后,躲在美国的李洪志继续着幕后指挥,煽动大陆各地的大法弟子云集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所谓的“护法”,一时间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被“法轮功”邪教严重滋扰。全国人民在震惊中愤怒了,由此展开的一场与邪教的斗争拉开了序幕……而“4.25事件”成为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全民反邪教斗争的一个前奏曲。

2000年农历除夕日(2001年1月23日),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法轮功”人员“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从此“法轮功”邪教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反政府的罪恶本质同李洪志骗人敛财、祸国殃民、卖国反华的无耻行径已然昭告于天下。

以上回顾了“4.25事件”的历史由来和反邪教斗争的发端。这个事件一方面暴露了“法轮功”邪教的野心和危害,为中国民众防范和抵制邪教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法轮功”邪教至今仍以该事件为由头,继续煽动还留存的少数“法轮功”痴迷者与中国法律对抗。关于“4.25事件”的具体过程——包括李洪志在4月22日偷偷潜回北京为围攻事件做谋划指挥等细节真相,早有各媒体作过报道,这里不再赘述。而笔者今天则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该事件的涉邪现象对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反思?

一、 邪教对涉邪群体的精神控制是罪恶的源头

当时,上万名“法轮功”人员听从他们组织的教唆和指挥,聚集新华门向中央施压。这在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称著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这之后“法轮功”煽动弟子进北京搞“护法”行动,更是猖獗之至,全国多地的“法轮功”人员涌入天安门闹事,造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邪教群体滋事事件。为什么在政府宣布取缔“法轮功”邪教后,会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难道涉邪的人群(他们多数是农民、工人等基本群众)完全不顾及国家的法令?不顾及多年对党的感情?不顾及家人的劝阻?一句话,他们就象被灌了迷魂汤一样,完全丧失了理智而为邪教所驱使。这一问题那时真是困扰了许多人,包括笔者自己。

直到2001年,笔者开始从事教育转化“法轮功”人员的工作后,才逐渐解开了这个谜团。这就是邪教对信众实施得精神控制——洗脑。而被“法轮功”洗脑后,这些大法弟子根本没有了自我独立意识,他们的思想、心理、情感及行为都已经变异,完全趋同于邪教化。教主李洪志的指令便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他们所形成的“大法思维、大法情结”就如作茧自缚一样而排斥了外部的一切,这就难怪大法弟子成为了被邪教操纵的傀儡!

所幸得是:国家并没有舍弃这些被邪教蒙骗的群众,中央针对涉邪群体专门提出了“团结、教育、挽救”的方针政策。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各级政府和反邪教志愿者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工作和心血后,绝大多数“法轮功”人员得以被拯救,脱离了邪教组织和精神控制。当一批又一批原“法轮功”痴迷者面对媒体痛斥和揭露“法轮功”的罪行时,当成千上万名“法轮功”人员与邪教决裂而回归家庭的温暖时,这些原邪教人员无不痛哭流涕、悔恨交加、死而复生,他们最大的心声就是:感谢党和人民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也成为了反邪教志愿者。

二、 反邪教斗争的核心是意识形态与世界观的争夺

回顾近二十年的反邪教斗争的态势和实质,可视为有国际和国内两大斗争领域。国际方面就是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支持和纵恿“法轮功”等邪教对中国极尽破坏捣乱之事,意图掀起所谓的“草根革命”,妄想颠覆我国家政权。故我们同邪教的斗争是颠覆与反颠覆的政治斗争。国内方面则是全民防范和反对邪教与邪教不甘失败、不断渗透、伺机作乱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从防范邪教、挽救涉邪群体的角度说,国内反邪教斗争的核心则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同时又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宗教等多领域共同形成反邪教合力之势态,方可取得斗争的胜利。

首先,意识形态阵地的占领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教育国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则是反邪教斗争的核心。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宪法》的这种规定非常符合中国的国民状态。反观被邪教洗脑的涉邪人群,不管他们进入邪教的个人意愿或原因是什么,要害都是在世界观上和认知上出了问题。使得他们无法辩明正与邪、迷信与科学,最终成为了邪教的俘虏。而各种邪教的思维质性就是有神论同教主崇拜,这其中有神论的思想土壤正是众多涉邪人群倾向于“神崇拜”的温床。

当今,社会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已经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我国文化生态的主体。但同时,民间的“信仰文化”(或叫“崇拜文化”)亦占据了很大的市场。尤其是植根于乡土社会的一些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思想观念还非常普遍。如民间的有关“神明、鬼魂、天象、风水”等风俗崇拜(有的学者称之为“民俗宗教”)大有人信。在此文化背景下,容易滋生邪教的有神论的土壤就不可避免地涌现出“神崇拜”行为。许多群众根本分辨不清宗教与邪教的本质区别,他们把假冒气功或宗教之名而行邪恶之实的邪教都当成了一种人生的价值而追求,如“法轮功”兜售的“真善忍”、“全能神”鼓吹的“建立神的国度”等。这些邪教所编造的“神崇拜”(“教主崇拜”)邪说和严密的精神控制体系,似无形的绞索扼杀着涉邪的群众,也让邪教在肆意践踏着人权和法律,摧毁了众多家庭。

所以,防范邪教的根本是解决人的头脑问题,是解决信仰什么、灌输什么思想文化的问题。而教育国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尤为重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彻底的无神论思想。但目前,这方面的宣传教育还是太缺乏、太不够普及。许多大众媒体每天炫耀着明星效应,所表现的内容往往是低俗的娱乐。虽然多元文化中也有爱国主义的元素,但须明白一点:爱国教育与科学的世界观各是两码事!“爱国”是一种人文情怀,而科学的世界观则是理性的思维,是按科学之原理进行的逻辑判断和推理。如“辩证思维”,其内涵是:物质第一、存在决定意识、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基本规律等。同时,科学的思维应该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而邪教的思维特点却是盲目地、极端化的“教主崇拜”,这与科学的思维精神恰恰背道而驰!

由此得出简单结论:如果要遏制邪教的蔓延,则必须铲除滋生邪教的土壤,而解决“神崇拜”这种遗留的历史文化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精神、培育科学思维。就是按照《宪法》要求对国民“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当这种教育能够蔚然成风,在社会上形成“崇尚科学、崇尚理性”的道德风尚时,迷信的、糟粕的风气就会大大减少。而国民能用科学知识武装头脑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就自然能够抵御住各种邪教的侵蚀。

三、 树立科学精神是铲除邪教与民族复兴的基石

如何在中国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出国民崇尚科学的风尚?这件事情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就是一个百年的命题,是一个令无数科学家追求一生、锲而不舍、致力奋斗的大事。我国科学家竺可桢先生1924年曾发表演讲说:“所谓科学精神,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求出真理,真理求出之后,就必须宣传拥护,虽牺牲生命财产,亦所不惜。”95年前,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国力衰败,民族涂炭。当时的国人被称作“东亚病夫”。除国人因吸食鸦片所带来的身体羸弱外,精神的愚昧麻木是国民的主要问题。故而,蔡元培、鲁迅、李大钊等一大批革命思想之先驱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倡导以科学改造中国,拯救中华民族。

追溯“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历史,革命成功、人民当家、民族复兴、国力强盛,当下的中国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东方巨人。可科学育民、科技兴国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特别是封建糟粕文化和民间的“鬼神崇拜”风俗还没有大力肃清,也就使得邪教滋生的土壤还将在中国长期地存在。而这一问题在目前多种邪教蔓延、已裹挟千万群众的情形下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

因此,当前反邪教工作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宣传科学、普及科学,教育国民树立科学的精神,在社会上形成崇尚科学的风尚。如《宪法》所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但把宪法的这种精神落实在实践中、尤其化为国民的自觉行动还需要我们做许多的努力。这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从培育科学的世界观入手,从青少年抓起,从推动正能量的文化环境开始。笔者之前从《网易河南》、《杭州网》等网站上看到:90后的女孩被迷信算卦诈骗了14万元和37万元。起因很简单,一个女孩因信星命而求爱情去算卦,另一个女孩的母亲走失而找“神婆”寻母。结果两个年轻人都被“神算”们狠狠地骗了一遭。由此看来,社会上“信神信命”的不止是某些中老年人,连二十多岁的文化青年一样会陷入思想的盲区。这足以说明,没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人生极易走入歧途。而科学的世界观决定着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一个人满脑子信神信命信邪教,他的人生价值取向就必然是追求那些虚无的“幻想”或“神秘的天国”,就必然会脱离现实生活而走向毁灭,“全能神”信徒张立冬一家的悲剧不就是这样吗?

可见,培育并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是人生的大事。这个事情的基础则是科学知识的教育普及同科学精神的弘扬确立,则是在全面推动科学文化的同时还要坚定地批判糟粕文化和伪科学,铲除“神崇拜”和邪教生存的土壤。唯有如此,竺可桢先生等科学前辈所致力于追求的民族科学梦才会得以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会得以实现。这就是科学精神赋予我们时代的意义!

编辑:Jackingsoul

分享到: